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，在当今代表着发展前沿、发展趋势、发展的新趋势和发展未来。新经济，意味着需要与之相适应、相配套的新型基础设施。近期以来，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各界广泛热议的话题。这里，拟从五个维度深刻理解“新基建”的内涵与深义。

　　2018年12月19日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5G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、物联网定义为“新型基础设施建设”，即“新基建”，作为官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，“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”。2020年2月3日至3月4日，仅中央层面至少5次部署与“新基建”相关的任务，最重要的包含七大领域：5G基站建设、特高压、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大数据中心、AI和工业互联网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重点支持“两新一重”建设。“两新”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新型城镇化建设；“一重”为交通、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。

　　简要梳理发现，“新基建”可分为狭义“新基建”和广义“新基建”。其中，狭义“新基建”指数字基础设施，包括5G基站建设、大数据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业互联网等。广义“新基建”指融合基础设施，包括特高压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，以及交通、水利重大工程等。也就是说，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包括能源、交通、城市、水利在内的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，进而形成融合基础设施，例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、智慧交通基础设施、智慧城市基础设施、智慧水利基础设施等。作为广义“新基建”，不仅服务于智慧产业（智慧农业、智慧制造业、智慧服务业）、智慧企业、智慧政府发展，还服务于智慧能源、智慧交通、智慧城市、智慧水利发展；不仅服务于供给端生产方式革命，还服务于需求端生活方式革命，进而推动中国社会全方面进入数字化的经济时代。

　　关于新型基础设施，目前业界有“七领域说”、“三大类说”（2020年4月20日，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明确“新基建”的范围，包括信息基础设施、融合基础设施、创新基础设施等三大类）、“两分法说”等。即狭义（数字）基础设施，泛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群，简称为“新技术群”，包括：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人工智能、智能终端；ICT（信息通信技术）、DT（数字技术）、CPS（信息物理融合系统）、VR（虚拟现实）、AR（增强现实）、区块链；识别技术（指纹、语音、脸部）、无人技术、3D技术、5G技术，等等。概括说来，狭义（数字）基础设施走向大致如下：从PC互联网到移动网络，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，从互联网到物联网，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能，从物联网到智联网，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，从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能。总之，一切都体现为“互联网+、物联网+、大数据+、区块链+、人工智能+”等。

　　需特别指出，新型基础设施也需要基础设施的支撑，首先是5G，所有应用场景必须依托5G。其特点一是高速率。一般认为，5G网速是4G的50-100倍。二是低时延。一般认为，5G网络有着低至1毫秒的延迟。三是广覆盖，包括更多设备、更大范围、更高容量。一般认为，5G容量是4G的数十倍。四是高可靠，包括高感知性、高安全性、高稳定性、高灵敏度。五是高成本，包括基站密度之高，投资巨大。

　　其次是数据，所有经济活动，必须依托数据。数据具有价值，通过数据采集、数据储存、数据加工、数据集成、数据分析，实现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驱动经济稳步的增长。然而，数据孤岛、数据壁垒导致的数据碎片化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数据价值。鉴此，实行数据开放，一则数据跨界融合，二则数据跨界共享。这里，部门利益、数据保护等体制性、政策性问题一定要引起格外的重视一并加以解决。

　　基础设施的本质就是相互连通发挥连接作用。一是打通实体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，二是打通虚拟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，三是打通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。空间是人类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场所。随时代变化，对空间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。空间1.0主要指陆域；空间2.0增加了海域，包括浅海深海、近海远海；空间3.0则进一步增加了空域，包括低空、高空、太空；空间4.0又增加了虚拟空间。当今社会，正是借助基础设施，不仅陆域海域空域融为一体，而且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也融为一体。

　　传统基础设施大多局限于实体空间尤其陆域，重在有形连接，即“桥连接”，最重要的包含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港口、码头、桥梁等，俗称“铁公基”。新型基础设施不仅在实体空间，更拓展至虚拟空间，重在无形连接，即“云连接”，最重要的包含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群，也称“云设施”。鉴此，“新基建”和“老基建”不是相互排斥、相互替代关系，而是相互补充、相互支持关系。新型基础设施，不仅提升了传统基础设施功能，而且放大了传统基础设施作用。“新基建”加力，“老基建”改造，能更好发挥基础设施建设“双轮”驱动作用。

　　需要指出的是，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中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，其标志是，线上购物、线上支付、线上学习、线上会议发展迅速，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国人已逐渐习惯线上生活。同时，产业互联网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于发达国家，表现在工作人员远程办公率、企业数字技术渗透率、制造产业机器人密度等指标远低于发达国家。这里，不仅需要正确认识“新基建”和“老基建”的关系，更要正确地处理“新基建”中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关系。

　　发展数字化的经济已成为全世界各国重塑经济形态的共同选择，以数字化的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在转型发展中形成强劲势头。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《全球数字化的经济新图景（2019）》研究报告，2018年，美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为12.34万亿美元，位居全球第一位，占其GDP的60.2%；中国为4.73万亿美元，位居全球第二位，占GDP的34.8%。进一步比较可知，2018年，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66.3%，然而，中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仅为美国的38.3%。尽管中美在数字化的经济发展中处于全球领头羊，但是，二者之间任旧存在较大差距也是客观现实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“新基建”既是强化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，又是推进数字化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，更是融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设施。加快数字经济发展，其抓手一只是“新基建”，另一只是“新企业”，两者之中任何其一不可偏废。何况，“新企业”是实施“新基建”的核心主体。实践表明，“新企业”在数据驱动增长中会发挥先导优势、起着引领作用。据统计，截至2017年3月，全球10大超级数字平台企业全部来自美国和中国。其中，美国7家，包括苹果、谷歌、微软等，占其总市值的78.5%；中国3家，包括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，占其总市值的21.5%。今后，中国各地，一是重点支持一批BAT这样一类超级数字平台企业成长，二是加快发展一批类似头条、小米、滴滴这样的独角兽企业，三是全力推出一批瞪羚企业，它们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和数字经济活跃程度。未来超级数字平台企业、独角兽企业、瞪羚企业势必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标配，要像大规模从事“新基建”一样，大批量培育“新企业”。

　　近期，各地掀起新一轮的“新基建”热潮，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需要，更是布局未来经济高效发力的需要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新型基础设施，既是基础设施，也是数字技术，还是先进产业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。因此，对“新基建”的理解，不能仅局限于物质层面，更需要拓展至思维层面。

　　进入21世纪以来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，加快引致经济社会活动发生重大变化：一是从低速状态转向高速状态，其表现为“四个周期”变短：产业生命周期变短，产品生命周期变短，技术生命周期变短，知识生命周期变短，这对各行各业形成全新挑战。二是从确定性情景转向不确定性情景，不确定性成为常态，任何重大决策活动都将置于“VUCA”情景（V，易变性；U，不确定性；C，复杂性；A，模糊性）。三是从线性变化转向非线性变化。数字经济时代，打造指数型组织，推动指数型成长成为必须，也就意味着高速度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两者融为一体、相互加持。四是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，虚实空间两者打通融为一体；不仅如此，虚拟空间具有“三零一无”特点，即零时间、零距离、零成本、无边界。五是从同道追赶转向换道超车，跨界竞争成为必然，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，构建数字经济生态成为大势。

　　随着经济社会从非信息化、非数字化、非智能化、非网络化向信息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网络化的全面转型，人类生活方式、生产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发生重大革命，一切都在颠覆之中，一切都在重构之中。因此，不能就“新基建”谈“新基建”，正确的思维方式是跳出“新基建”谈“新基建”，由此才能认清“新基建”的深刻、深远、深情意义。

　　面向未来，要进一步扩大“朋友圈”，绘制好“工笔画”，对接好“硬联通”与“软联通”，秉持包容、合作、共赢的原则，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。

　　文化交流很重要，我们在讲“一带一路”的时候，也需要讲“共建国家”给我们带来的好处。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，“一带一路”不是单方面的施与，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。

　　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，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、国别合作，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、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。

　　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.2万亿元，总量稳居世界第二，同比名义增长10.3%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.5%，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。

　　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，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，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。

　　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，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。

　　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，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，用“大众话语”说清“理论话语”，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。

　　“千万工程”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，以乡村经营为抓手，持续打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，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。

　　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，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，通过融合、碰撞和创新，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。

　　我们仍需抢抓“十四五”应对窗口期，战略上保持定力，战术上灵活机动。在强化养老、托幼、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。

　　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，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。

　　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、最具创造性、最具能动性的要素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。

　　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、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、一二三次产业结构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、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。

　　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，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，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。

　　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，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。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，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。

　　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，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、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。

　　十年来的网络立法，涵盖数字中国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，辐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等各类主体。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。

　　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就业、拓展消费市场、创新生产模式、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。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，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。

　　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、文化因素、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、社会各主体之间，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。

　　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法、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，社会关系和谐发展，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。